永恒的思念，无尽期的痛（下）

丁子霖

肖昌宜：死难者肖波的父亲。他在给我的信中说：“解决‘六四’问题是一个长期抗争的过程，我相信最终会得到解决，我也有这个决心。”

去年九月，遇难者肖波（北大化学系讲师）的孪生遗孤正是当年大专毕业，我惦念他们两人的去向，于是联系上其家人想询问一下，这才得知肖波的父亲肖昌宜已于当年五月病故。五月份时我们正好在无锡，他的家人一直联系不上我。

我听后大吃一惊，老肖还比我小一岁，属牛的。他那湘西人特有的豪放性格常常在电话中感染和激励着我。

九十年代初，我是经历了许多周折先找到了肖波的遗孀以及她的父母，最后才与肖波的父母肖昌宜和姚瑞生联系上的。从此，我与老肖开始了每年的通信往来。他除了写信还常来电话。他的声音洪亮，语速很快，可惜我听方言的能力很差，往往他的话我只能听懂一多半，于是他就在来信中详述。原来他与老伴都是龙山县基层单位的职工，而老伴姚瑞生自肖波遇难后便一病不起，卧床数年全靠他照料。我们联系上不久，他们夫妻俩便参加了我们难属群体的抗争。这是位意志坚定、头脑又十分清楚、理性克制的人。我现在还保留着他的几封信，其中于2007年写的一封，他说：

“我几乎经常都在惦记你，特别是今年（2007年），我的身体差了，怕见不到你，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怎能让我们遗忘，我多次都想来京看望你，一直没有实现。2005年**的爸爸（注：肖波的岳父）在北京病危住院，我到了北京去看他，想一并来看你，可你当时不在北京，几天后**的爸爸病逝了……自那次回湖南后，我的身体又差了。

“那年我连住了三次院……好在没有绝症。我想，不知是否能见到你，我想在风烛残年之际能见到你我就感到很荣幸，能同在京的难友们见上一次面、团聚一次我就满足了。

“……我们都盼望民主的实现，世界上的民主已是不可抗拒，现在世界上一党执政的国家只有四个了，这是无法维持的。到了民主实现的那天，我们难友能在一起庆贺那是多么的高兴啊！我们都要特别注意保重身体，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最后他嘱咐人道捐款不必再给他了，多为那些生活困难的难属解决燃眉之急吧。多么好的一位老人啊！

在2008年他给我的来信中，在谈到如何理性处理“六四”问题时，他说他完全赞同我们在“公开信”里的主张。他在信中说：“解决这个问题的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个长期抗争的过程，但我同样相信，最终会得到解决，我也有这个决心。”

他曾多次表示要来北京，尤其是我被多次秘密拘押之后，但他的一番好意都被我阴差阳错地错过了。这次翻出他的来信，我细细读着，那一字一句都好像在滴血——直至他离世我都没有同他见上一面。这是我此生很难原谅自己的一件事。

现在想来，唯一可以告慰的是，我曾委托老肖为我们这个受难群体做过一件谁都难以替代之事，这也是我无法忘怀的。1993年联合国在维也纳举行人权会议，我应邀出席但受阻未能成行。我向非政府组织会议提交了一份公开披露“六四”大屠杀的书面发言，其中公布了16位死难者名单。此后，国内风声鹤唳，不仅学校方面加紧了对我的追查处理，而且我家门口也常常站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员。为了预防随时被捕和抄家之不测，一天我老伴取出埋在小院泥土下面坛子里的一份死难者名单（抄件）辗转托人亲手交给了千里之外的老肖保管。

老肖是我们难属群体中最忠诚的一位，我的心里一直惦着他，总想为他做些什么。在2010年6月3日夜晚，我去木樨地29楼前路祭的时候，特地找出了一张他的儿子肖波的照片，同亡儿以及其他几位在木樨地遇难者的照片一起平排着放在楼前的马路旁空地上，焚香、点烛、撒酒，祈求死者亡灵得到安息。我想，这是我对死者的哀悼，也是对生者的慰藉。现在，斯人已逝，人生短促，抚今追昔，不胜悲凉。

杨银山：死难者杨振江的父亲，一位八十多岁的退休老水工，他对这个政府彻底绝望了。

去年年底给各家难友转送捐款之初，有的难友就提到杨师傅健康欠佳，好久没见面了，不知情况如何——因为前年年底就发现他身体极差。一打听，这种不详的预兆就应验了，杨师傅早在七月份就离开了人世。什么病因？其家人都说不清楚。

杨的儿子杨振江生前是天桥附近一家澡堂的工人，“六四”遇难后，骨灰寄存于万安公墓。以前，杨家都由住在附近的难友高捷去关心，自从高患了癌症后，就由我来承担。每次看望高捷后，我就步行一段，转几个弯就到他家了。虽然我只去过三四次，但留给我的印象却极深——这哪里是人宜住的地方啊！尽管是四五层高的单元楼房，但一进到房间，面前黑压压一片，异味扑鼻，除了那张双人床和床对面的一张破旧的双人长沙发椅外，其他所有的空间都被杂物和捡来的废品瓶瓶罐罐、包装纸板等等塞满了——从阳台到屋里大小破柜子上面一直码到天花板。唯一的空间就是床和沙发椅之间那条狭小的通道。每次我就是坐在那张沙发椅上与杨师傅寒暄、交谈的。

杨师傅是房管局的退休水工，他长得高大魁梧，谈吐直率，是个典型的北方老大爷。我与他最后一次晤面不太融洽。他手持我刚递给他的那份每年致“两会”的公开信，用力晃了晃说：“我眼睛不好，也看不了、也看不懂，这有什么用啊？给他们说也白说！”他边说边耸了耸肩膀：“我是老了，要是年轻个十几二十，非得去折腾折腾不可……。”我一再解释，也无济于事。我心想：真是一个倔老头。

一直以来，一贫如洗的杨师傅老两口，我们把他家早就列为“老年特困户”。他老伴是家庭妇女，没有退休金，就全靠杨师傅那低微的退休金为生。今年年初当难友给杨家转送捐款时，他老伴向来人哭诉：老杨撒手一走，除了这间破房子，什么都没有给她留下。

我听了心里一酸，想起前年与杨师傅的那番交谈，不免心里有些内疚和自责：看来，我还是对这位八十多岁、垂暮之年的老工人理解和体谅不多。杨师傅早已对这个政府彻底绝望了。遗憾的是，我当时缺乏耐心去宽慰他。今后我们只能尽可能多地去关心他的老伴了。

袁可志：死难者袁力的父亲，享年九十五岁。他在谢世前两年说：“中国必将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全国上下必须以法律观点来看待和评估‘六四’事件。”

袁可志老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半年多了，但是我仍然不能接受他离世的事实，总觉得他还在我的身边。

他的走，本是一种自然的离去——他已经九十五岁了——但却给我们留下了永远的痛；这实在是因为袁先生与我们群体的这份亲近与缘分。我和我老伴于去年六月份去看望他时，他的身体还凑合，只是头脑的反应慢了许多。他见了我老伴，就急着说：“老蒋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啊？你嫌弃我了？”我老伴赶忙解释：“怎么会嫌弃你呢？这是我犯了脑梗后第一次串门，腿脚不方便了！”我的老伴平素是个不易动感情的人，我很少见到他如此急切和动情。那天，他与袁先生单独谈了很长时间，虽然断断续续，但很融洽。没有想到，这次见面之后仅仅两个多月，袁先生就离我们而去了。“你嫌弃我了”这句话，对我们来说，是永远磨灭不了的。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也是对我们的鞭策。

袁老先生出身于浙江农村，父亲是一位知书达理的秀才。他本人194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是个典型的中国老知识分子。1949年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备受冲击，历尽坎坷，但仍不失正直、热忱和富有同情心。他常风趣地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个‘老运动员’。”他做起事情来那股认真负责的劲儿不亚于我们这些比他年轻好几十岁的人，有时甚至认真到执拗的地步。

袁先生虽是我们群体中年龄最大的长者，但他从不服老。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先生去世，当天深夜他冒着严寒以耄耋之年亲自去富强胡同赵府拜祭，并勇敢地留下了“米寿翁袁可志”的签名。

在他尚能行走的那些日子里，每次天安门母亲公开发表的文稿从草拟到讨论到定稿每个环节，他都积极参与，逐字逐句逐行地审定，一丝不苟。他总能直抒己见，哪怕争得面红耳赤，有时他说服了别人，有时则被别人说服，他都很高兴。天安门母亲群体中的民主气氛的形成和确立，与袁先生的身先士卒有着很大关系。后来他行走不便了，我们就将聚会地点转移到他的家里。这两年，他卧病在床，耳朵失聪，视力退化，我们再也不忍心去打扰他了，但每次发表的文稿都会送给他，由他的老伴李雪文大姐择要念给他听。

袁先生在我们这个群体里是一个能够服众的人物。他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着这个母亲群体的团结。凡是群体内部遇到重大的冲突或挑战时，袁先生总是以长者身份挺身而出力主正义、化解矛盾。他对个别做了错事的难属绝不姑息，一定要予以纠正。所以当我们遇到麻烦和委屈时总是去向这位老大哥诉说、讨教，他说出的话、拿出的主意总能让我们心服口服。他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眼皮底下容不得一粒沙子。有时他的严厉批评能让难友无言落泪，而一旦有谁身处险境，他又能挺身而出，拔刀相助，尽其一己之力予以援助。有一年，赵紫阳先生忌日，难友徐珏与我们相约一起去赵府拜祭，在展览馆路公交车站，她突遭数名五大三粗的警察阻挠、绑架。当袁先生得知徐的呼救后，立即给我打电话，他气愤得大声说：“你知道吗？徐珏被警察绑架了！她犯了什么法？你必须想办法去交涉……。”

在他谢世前的两三年，老先生已不能正常进食，靠流食、半流食维生，但他仍保持着清晰的思维。即使在2009年春天，当我们发起天安门母亲群体撰写《“六四”受难者20年心路历程》一书时，他颤颤巍巍地写下了《回眸“六四”二十年》。他在该文中写道：

“二十年来，我不否认‘改革开放’的开明决策，使中国走上经济繁荣的宽阔大道；我们也不否认一些杀人犯对国家和人民所做的好事。可是，即使有最大的功绩也不能掩盖犯罪的事实。中国必将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全国上下必须以法律观点来看待和评估‘六四’事件。”

他在文章最后写道：“我已是耄耋老人，二十年来已经活得够够的了，冒死直言，很可能遭到‘灭顶之灾’，对此我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目前，我们并不奢望为‘六四’翻案；为赵紫阳平反，但在二十年后的‘六四’国耻日之际，难道仍不让我们难属说句真话吗？！”

这些话，都是这位九十二岁高龄老人的肺腑之言啊！我想，任凭是谁，只要不是铁石心肠，读到这些话语，能不为之动容吗？

2011年9月1日，我们在离京返锡前得知袁先生与世长辞。据他老伴李大姐说，他在最后靠鼻饲维系生命时，还自信地说：“我还能活两年。”他是那样的顽强，但谁都明白，他是用尽生命的全部力气在坚持着……想当年，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他声言要活过邓小平。他做到了，尽管几进几出过医院。

9月5日，我们和在京的一些难友去八宝山向这位长者作最后告别，在他的灵堂正面墙上挂上了由蒋培坤撰写、难友杜东旭书写的一副挽联：“九十四载 悠悠岁月 阅尽沧桑 终然抱憾而不思悔 二十二年 漫漫长夜 不离不弃 怆然折戟而不思归。“这是对他一生最贴切的写照。

结语

面对着一位又一位难友的离去，我们的心陷入了黑不见底的深渊。我们似乎听到了九泉之下他们的呐喊，他们的抗议。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渐渐老去，渐渐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们的心没有死，他们的灵魂仍在搏动。原来我们素不相识，是共同的命运、共同的艰难跋涉把我们溶为一体，现在不得不阴阳两隔，带着未竟的愿望。

（完）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第74期 2012年3月22日）